Google式民主自由
Google内部创业
Google 有宽松的工作环境，有免费的三餐，有极为扁平的管理体系，还有更有名的20%自由工作时间。我一直很好奇，这样的工作环境和管理方式，对一个几百人的公司可能问题不大，但Google已经有7000名员工，也许有一天Google会像今天的微软一样，有6万名员工，那时候，现在的方式还会继续有效吗？会不会失控？Google是否需要增加越来越多的管理层次以保证公司的运转秩序？
出发前，在美国使馆办签证的时候，巧遇一名Google员工Tiger，他在Google工作了3年，是广告项目的工程师，这次是短期回国。据Tiger说，他刚到Google的时候，Google只有400人，他几乎认识公司的每个人，也知道其他项目组的人在做什么。现在，公司太大了，大部分项目他无法了解，甚至闻所未闻，很多新产品的推出，他像我们一样，也是从新闻上知道的。
我向Google的产品大总管Marissa Mayer提出了这个问题，她的回答是，随着员工数量的增加，不可能让每个员工都了解所有的正在进行中的项目，他们只需要了解跟他们自己的工作相关的项目，或他们自己感兴趣的项目即可。在Google内部，有一个随时变动的Top 100项目列表，这些项目都来自20%自由时间，每个工程师都可以对项目投票。这种机制可以保证好的项目浮现出来，并获得其他工程师的支持。有人把这种模式称为Google的内部创业，而Google则通过一些手段，如将项目开放给公众测试，如千万美元级别的“创始人奖”，对员工内部创业进行支持。
Rojo的共同创始人Kevin Burton称Google的20%时间是“硅谷最奢侈的天使/VC投资”，他认为，如果你有一个想法，却无法进行商业化，那么你应该去Google把它做出来。Google可以在一夜之间让你的产品面对上百万用户，这是一个初创公司完全无法想象的。
20%自由时间，加上Google的品牌和平台优势，以及巨额的现金奖励，让Google的内部创业形成了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。作为Google的工程师，你可以选择开发自己的项目，也可以参与任何你感兴趣的项目，你甚至可以同时参与多个项目。Google这种鼓励创新的内部自由生态，把整个公司变成了一个小型的硅谷。在Google看来，这个生态系统会自动地进行调节，至少目前还没有看到有增加管理层次的必要。硅谷并没有叠床架屋的管理层次，但硅谷的创新活力却是全世界最好的，为什么一个公司就一定要建立层层叠叠的管理结构？
Paul Graham说，“大多数嘴上谈论市场经济的公司们，内部的运行机制就像是共产主义。”自由常常会让人感到恐惧，即使在信奉自由市场的美国，很多公司内部仍然是我们最熟悉的计划经济。我不知道Google的内部创业机制还能持续多久，至少目前看来，它运转良好。
自由是更大的压力
很多人对我谈Google的内部创业机制都有个疑问：Google如何知道它提供的自由没有被滥用？开始我也有同样的疑问，但现在我发现，自由其实是一种更大的压力。你可以滥用一时，但不可能滥用一世。
就像刘韧说的，假设决定判断。Google的假设是，每个人都非常聪明，而聪明人不喜欢你每件事都管着他，他自己会努力达成自己的目标。只要这个目标和公司的目标在大方向上是一致的，那么给聪明人的自由越多越好。
把自由变成压力，需要有一套可靠的筛选评价机制，就像我介绍的Top 100打分和创始人奖等。与大多数”养懒人”的企业不同，你可以在一个等级森严的公司中靠不犯错误（或者说不做事）混下去，但要想在一个自由环境中靠不犯错误混出点儿名堂，就太难了。自由的环境并不鼓励不犯错误的员工，它鼓励真正有想法，并能将想法实现的人。
不久前，Google Finance的推出，让做了3年Yahoo! Finance工程师的Jeremy Zawodny非常沮丧，因为Google Finance的很多创新，Jeremy早就在Yahoo!内部提过无数次了，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应。他只能眼睁睁看着Yahoo! Finance的工程师们纷纷离去，而他的昔日伙伴Katie Stanton在Google做出了Google Finance。
我在Google还听到一个故事，一名负责Google Zeitgeist的印度工程师，到公司第一天就问CEO施密特：你可以和我share你的办公室吗？然后，他就真的把他的东西搬进了施密特的办公室。直到Google搬进现在的总部大楼，这名工程师才和另外两名印度工程师一道，拥有了一间更大的办公室。而施密特则在一个角落上独享一个很狭小的办公室。一个Google员工开玩笑说，大概施密特也怕再有人要来和他分享办公室。那名印度工程师开发的漂亮的3D演示程序，放在Google大厅中，向过往的人们实时显示Google全球搜索量的动态状况。
一个叫Google Maps Mania的blog，一年来收集了大约数千个利用Google Maps API的mashup应用。而催生这一热闹景象的，是一对澳大利亚兄弟Lars Eilstrup Rasmussen和Jens Eilstrup Rasmussen。他们的创新，让其他在线地图都纷纷变成了Google Maps的模样。Google Maps的推出，不但显示了Web作为新的应用开发平台的巨大潜能，也证明了自由环境对创新能力的激发。Google Maps赢得了去年的Google创始人奖，Lars Rasmussen也受命组建Google澳洲研发中心。
施彤宇说，从我的字里行间，“分明可以看到一种显而易见的反应——仿佛只要很简单的‘借鉴’一下google，我们就可以得到另一个奇迹公司。”我想不是这样的，“借鉴”的确不难，难的是借到精髓。给员工自由宽松的环境也很容易，但如果这种自由不能变成压力和鞭策，就真的会变成一盘散沙。不过我坚信，自由的创造，一定来源于自由的心智。所以，重要的不是貌似自由，而是让员工拥有心智上的自由。
技术与商业
《搜》（The Search）是一本讲述搜索如何改变商业规则和我们的文化的好书。该书的第三章讲到了发明家特斯拉，无线电通信、X光、太阳能电池、输电电网等一系列改变世界的重大发明或发现，都来自特斯拉，但跟另一个发明家爱迪生不同的是，特斯拉没有因他的发明而为自己赢得名声和财富。特斯拉也是Google共同创始人拉里·佩奇从小尊敬的人物，但“他总是很难把自己的发明商业化，“佩奇说，”我希望把我的发明制成成品，把它们放到人们的手中让他们使用，因为这才是真正重要的。”
在硅谷，有很多世界级的研究中心，其中施乐旗下的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PARC（Palo Alto Research Center），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家。PARC有着36年的辉煌历史，它是激光打印机、以太网、图形用户界面（GUI）、普适计算（ubiquitous computing）等重大技术创新的诞生地，这些创新为很多技术公司提供了巨大的动力。但到上世纪末，施乐公司一度濒于破产。与富士胶卷的合资公司富士施乐，在亚太市场上总是丑闻不断。但即使如此，施乐2005年的研发投入仍高达8.5亿美元，占当年收入的5.5%。
无论我们对比尔·盖茨有什么样的看法，我们都不能不承认，如果不是因为微软成功地建立了一个软件商业帝国，PC的普及可能远远无法达到今天这样的程度。爱迪生的伟大，并不仅仅因为他有很多伟大的发明，还因为他创办了通用电气公司，借助商业的力量把他的发明推广开来。
参观斯坦福大学的时候，有人告诉我，斯坦福是美国最赚钱的大学。早在1930年代，斯坦福教授就鼓励学生在硅谷创办自己的公司。随着硅谷慢慢成长为科技公司的天堂，斯坦福收获越来越丰厚。2005年斯坦福得到的校友和其他捐赠，达到2.36亿美元，各种捐赠基金，到2005年已经达到122.1亿美元。斯坦福还是很多初创公司的早期投资者，比如对Google等公司的投资，去年这些投资盈利高达22.7亿美元。除此之外，斯坦福大学还是硅谷最大的地产商，8800英亩的土地为它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租金收入。
100多年前，斯坦福大学的捐赠者老斯坦福对斯坦福大学的学生说：“请记住，生活归根到底是指向实用的，你们到此应该是为了给自己谋求一个有用的职业。但也应明白，这必须包含着创新、进取的愿望，良好的设计和最终使之实现的努力。”
很多年以前，王选说，方正集团能迅速发展，得益于一批有科学头脑的企业家和有市场眼光的科学家的紧密结合。不过可惜，方正显然算不上技术和商业结合的典范。
自由的感觉
算上来回在空中度过的24小时，这次美国之旅历时6天，回到北京已是傍晚。硅谷的满目绿色已经留在大洋彼岸，呼吸着北京“肮脏的”空气，却有种莫名的亲切感，以及随之而来的局促感。
整个行程排得满满当当，几乎没有时间上网。在全世界IT和互联网的圣地，我却度过了与互联网近乎绝缘的6天。不过，用6天时间，去亲眼看看那家传奇一般的公司，跟意料之中与意料之外的人们交谈，是一种奇特的体验。
穿梭在硅谷低矮的建筑群落中，逡巡在千姿百态的员工工作区中，你能感到的是开阔和清爽，这样的感觉，被挤压在鸽笼般的写字楼的鸽笼般的工作区中的人们，是无法获得的。我想，或许这只是一种自由的感觉，它不能代表什么。但对于用知识改变世界的智力劳动者来说，一个可以自由舒展的环境，很可能意味着创造力的活动范围。
据说在很久以前，湾区试图说服一家著名公司把总部搬到这边，但这家公司的回答是，请先把这里改造成一个让员工乐于在此工作的地方。在今天的硅谷，已经有数不清的著名公司，但这里没有林立的高楼大厦，没有水泄不通的马路，也没有大大小小的电脑大卖场。这里只有大片大片的绿地和未被切割的辽阔的天空。在树木郁郁葱葱的地方，创造力也神奇地枝繁叶茂起来。
在某种意义上，中关村永远都成不了硅谷。中关村是房地产，是数码卖场，是堆积如山的欲望，是生计，是奔波，是永远摆脱不掉的压迫感。创造，对中关村来说，太奢侈了。
同样的，Google没有把它的工作区，分隔成狭小的鸽子笼。它把大工作区，切分成一个个十几平方米的小工作区，两三个员工在小工作区中自由地布置他们的工作环境。无处不在的白板，让你可以随时随地地写写画画，记录下每一个稍纵即逝的灵感。分散在各处的饮料间以及楼梯、过道，常常成为讨论问题的好地方。这样的环境，是为了发挥员工的创造力，而不是为了方便管着这些人干活儿。
我宁肯在家里写字，也不愿意到那些被称为写字楼的地方去写字。自由是一种很难说清楚的感觉，但我知道，它很重要。
上帝创造世界用了6天，我用6天走马观花，第7天，我也要休息了。
